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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架山下的校园传奇 | 安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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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美文精选网 时间:2019-12-01 11:36 阅读:次    作品点评
作者/安歌
 
1952年暑期,我和妹妹安平分别坐在背夫背夹子上,随父母从雅安步行40余里,到中里小学(中里中学的前身)。那时我四岁,妹妹两岁。父亲原在草坝区公所工作,母亲在草坝小学教书。只因工作需要,他们都服从县教育科的安排,到四县相临却交通闭塞的中里区,开始新的生活
 
从雅安县城出发,经七盘乡,过太平场,穿峡口,全是小道和山路。走出峡口到了黄龙庙,进而走到楼子坪,才豁然开朗,见一个很大的盆地,古称罗绳。那就是雅安的第四区,上里、中里、下里。我们一早出发,直到下午才到达中里小学。
 
中里小学位于清澈平静的陇西河畔,一条顺河延伸的大道向南通向雅安,向北通向上里。那时的路不能通车,也没车可通。路的中线铺的是红砂石石板。我们从雅安一路走来,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土路,更是古代的茶马驿道。学校后面是笔架山,看山形像硕大的笔架,颇有文气。而学校坐落在靠山临水之地,可想当年修庙、办学堂的人,很有风水眼光。笔架山郁郁葱葱,有杉木林,青杠林,有的杉树后来还成了修房造屋的材料。河边沙地斜坡,早就种了一排十几棵曲木树,已经长得很高大,既保护河坎,又是一道风景。儿时的我们常到河边玩,用竹竿夺取树干上的蝉蜕,我们叫做“丝啷啷壳壳”。河水清亮见底,有许多鱼可以垂钓。每天清早,人们直接在河里挑水饮用。站在校门口隔河远望,远处是邛崃山脉的芦山岗,是盆地的一个边。近处是一大片冬水田,春夏秧苗青青,秋季一片金黄,冬天只见无数谷草垛站在田里,像哨兵守卫家园。
 
学校原是一座庙,场头上有与之配套的观音阁。庙里有个大殿,就是后来用了很多年的大礼堂,是师生集合的地方。12级台阶和一人一手高的基石,都是用红砂条石砌成。大礼堂中间两根横梁,又长又粗,使礼堂有很高的空间。支撑房梁的十几根木柱,每一根起码要一个人的双臂合围。横梁上还用墨写了很多人名,那是修庙时留下的,隐约可见。大礼堂靠山处有个小台,以往是塑菩萨的地方,我们去时,已经是集合用的讲台,或是元旦、六一、国庆表演节目的小舞台。我第一次参加演出,班上的节目是《拔萝卜》,我蹲着,钻进用竹片和白纸做的大萝卜里,一直蹲到萝卜被拔起来。我们当初的家,就在舞台右边的一间小屋。对面另一间小屋住的是班主任陈佩贤老师一家。
 
我印象深的是第一任萧常芬女校长,精明能干,很快就将原来以庙办学的私塾学堂改造成完全小学。利用原来的平房作教室,长桌长凳木黑板,木地板,木墙壁,给人以古朴的感觉。首批毕业生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位:郭贵成、王执贵、邓志忠、卢正忠、陈志英、陈志凤、陈其蓉、吴宗沛、王大惠。他们中有的成为小学教师,有的成为医生或护士,都是国家急需的人才。陈其蓉是我孃,从小就跟着母亲长大,在学校插班学习,毕业后与陈志凤一起考上雅安卫校护士班,她分配到天全县医院工作,直到退休。陈志凤孃分到雅安地区医院工作。
 
由于学校地势好,每年的暑期,教室间的坝子都会利用起来。雅安县电影队放电影,雅安川剧团下乡演出,春节还有龙灯、狮子灯、马马灯拜年表演。有很多老电影和川剧都是在学校里看到的。除了广大观众观看,还安排过学生场。印象最深的是川剧团一次学生场演出,剧目是《萝卜园》,剧情是这样的:古时一位私塾先生,大年三十夜到农家菜园去偷青,背着背篓扯萝卜,刚扯了几个装进去,不一会儿就装了好多。他欣喜之时感到奇怪,然后就背着回家。一路上越背越轻,直到家还不知怎么回事。原来他扯的是一位学生家的萝卜,那位学生见是老师,就悄悄地帮他扯,还悄悄地托着背篓送老师回家。现隔60多年了,还清晰记得。
 
放电影、演戏一般不收票,由大队、生产队或机关单位统一给。有时要收,五分钱一张票。就在房子之间用晒垫一挡,只留一道门,全然成了封闭式电影院。看电影也有意思,放映机在大礼堂中央靠前一点位置,银幕挂在对面有校门的那幢房。大礼堂成了“楼厢”,坝子成了“堂厢”。有时正放得起劲,突遇大雨,堂厢的人躲雨挤到楼厢,实在挤不下的就退堂早回家。电影还得继续放,不然退片很麻烦,哪怕最后没多少人看。
 
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,百废待兴,各行各业建设如火如荼。教育更是走在前面,兴办学校,扫除文盲,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,白天上课,早晚备课批改作业,晚上用的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。每周只有星期日才能休息。但是老师常有政治学习或开会,连寒暑假也要集中学习,总的说休息时间很少。有八个字的校训常贴在大礼堂,正方形纸,棱着写:团结紧张严肃活泼。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村的,由于住家远近不一,近的如中里场街上,上学放学很方便;而远一点的要多走几里、十几里路程,天天如此,四季如此。特别在冬天,衣衫比较单薄的学生,冷得索索发抖,学校允许带烘篼子,一边烤火一边上课。
 
学校还做到代热午餐,住家远的学生带了午饭,大多是玉米馍馍之类的食物,由各班统一送到学校厨房,做上记号,统一蒸热。这样,学生们能吃上热餐。学校各班卫生都是老师带领学生打扫,连坝子也分片包干。每到暑期结束秋季开学,坝子里长满杂草,师生们大动干戈,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 
有一年寒假后开学,老师们在大礼堂右侧办公室打扫卫生,父母叫我也参加。忽然听到一声尖叫:“哎呀!我还以为是教学仪器呢,这么像!”原来是刚来不久的康菊芬老师正用抹布擦仪器柜里的灰,见一条盘着的蛇,刚要擦灰,蛇就抬起头来,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好在天气寒冷,蛇休眠,没伤到人。
 
说起蛇,我真的就遇到过。是在1969年下乡插队到梅家湾,那时雅安茶厂利用暑期在学校里收茶晒茶,需要人手帮忙,生产队就派我去,算工分。有个晴天,就在大礼堂翻晒茶,正搂起一大抱茶时,忽然从茶叶中钻出一条小青蛇,吓得我魂飞魄散。把蛇放走后,赶紧回家休息片刻定定神,随手端了茶杯咕咕咕地喝起来,吞了两口,顿感不舒服,怎么不是茶味?吐也搞不赢了。母亲说我喝的是洗头用的患子水,真是啼笑皆非。
 
学校在发展,学生在增多,分配来的老师也逐渐多起来。原来的教室已经不够用,国家拨款扩建教室,这事由我父亲负责。记得第一次扩建,是在原校址朝街上的方向划拨了一块空地,增修了三幢教学平房,每两间教室之间是老师的办公室,房子半包围的地方是沙地篮球场,围绕球场一圈大约三百米。后来又在原校门处新建一楼一底教学楼,下面是两间教室,中间是办公室,楼上是老师宿舍。同时在教学楼的左侧修了一幢房,也是两间教室,中间是我们的住家。这一住时间就长了,直到父亲退休。有一年暑假,全家人都到雅安去了,家里遭到雷击,把电灯线烧黑了,后来我们听说都后怕,幸好没人在家!原来是家门口一棵柳树,上面缠了一根平时晾衣服用的铁丝没取,雷电就打到屋里。学校扩建后,学生多达400百多人,大礼堂集合时已有黑压压一片的感觉。学校还增设了“四中”,不久又将四中搬到金刚寺新校区。
 
建好新教室后,接着就美化校园。每间教室旁都栽上了柳树,有长条形花台。柳树长得很快,花台一年四季都有花。有意思的是,牵牛花种得最多,学生带来长竹竿,搭成架,直上房檐,牵牛花满架爬,花开如万千喇叭,颇为壮观。我和妹妹常常在早上去数有多少个喇叭,可到了傍晚,全都焉了,要第二天早上喇叭才又吹起来。父亲还在校门口花台上种了多种花,花种子是诊所的王允明医生从昆明带来的,什么太阳花,十三太保之类的,有的我还叫不出名,有学生家长还来讨要过做药引的花。久而久之,父亲被人称之为“老秋翁”。这称呼来自神话电影《秋翁遇仙记》。老秋翁喜欢种花,花园四季百花争艳,特别是牡丹开得最美。原来是牡丹仙子有时化为美女帮助老秋翁。可当地有个财主知道后,就想追求仙女,不成,便把恨转到秋翁身上,要他把仙女招到家。秋翁不从,就被狗腿子打骂。仙女知道后,就暗中保护秋翁。财主的狗腿子每打一下,秋翁不痛,倒是财主痛得直叫,越打越痛。最后只好叫狗腿子放了秋翁,秋翁平安回家。一看,先被财主破坏的花园逐步恢复原状,零落的花瓣纷纷飞上枝头,绽放如初。
 
“老秋翁”种花的事,在学校里已成佳话。但在后来的“文革”中,父亲却遭到批斗,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思想,《秋翁遇仙记》是毒草,封建主义影片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父亲种花的习惯延伸到退休,在雅安市区居住的四楼小阳台,而且把种花转移到宣纸上,种梅,种菊,种竹,种鸟,种诗,真成了另一番鸟语花香,自娱自乐。
 
中里小学曾遭遇过两次大水灾。一次是1955年夏,多天大雨滂沱之后,陇西河水猛涨,以至于淹没了中里场和学校,水齐腰深。那时我们住在大礼堂的小屋里,后面紧靠笔架山,又怕山垮下来,惊恐万分。学校停放了生产队打谷子的一只拌桶,我们还当船划行,登上笔架山一看,天啦!河对面的稻田已是汪洋一片。那次大水大出了名,后来县水文站来了人特地在大礼堂的石坎上用红漆记下了水位。
 
第二次发大水是在60年代初困难时期,学校的篮球场变成了菜地,靠山的坡地都种上了玉米、黄豆、包菜、二季豆等作物。也是在暑期,大水又淹没了整个中里场和学校,只不过比1955年小些。我们又到山上一看,水面上飘浮起若干个大南瓜。那场景,令人叹息不已。
 
学校继萧常芬校长之后,是孙其明校长任职,他对人和颜悦色,兢兢业业管理学校,任职时间长。他的爱人高玉珍老师在雅安六小任教,有时到中里与家人团聚。高老师在我考上初中的那年,送了我一本日记本,鼓励我好好学习。从此我就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,多达十几本,至今仍珍藏着。孙校长任职期间,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,国家困难,百姓生活更困难,许多学生常饿着肚子上课,那时我的脚颈还按得起窝窝。老师每月国家配粮逐渐减少,“瓜菜代”的日子直接影响到学校教学。最严重的是,有次利用星期天到四川农学院背厚皮菜,男教师和有体力的女教师都去。小学毕业那一年,雅安没在农村招初中生,我就在校参加劳动,养过猪,喂过羊,这次也跟着父亲去川农背菜。返回时走到峡口电站对面的一户农家,天就黑了,只好寄居在那里。我们实在疲倦,就在喂羊的草堆上躺下休息。主人家见状,热情让出一个大床,让我和父亲上床休息,第二天一早,还弄了早饭给我们吃,才动身往回走。那些厚皮菜一时吃不完,就晾在教室窗子上,以后变着法子吃。在艰难的日子里,没有一个老师打退堂鼓,学校一直没有停过课。开初学生人数逐渐减少,难关之后就恢复正常。
 
1962年,全中里区就只有三人考上雅安的初中。中里是我和李玉生,下里是涂绍弟。我们相约去上学,走40多里路,没有大人送。那时我打不来背包,一床铺盖,一个枕头,一卷草席,就胖乎乎的捆在一起,后面还吊了一瓶蓝墨水。我们先到雅一中报到,涂绍弟已经先到了,而我和李玉生分到雅二中,说是雅一中的分校。到雅二中不知有多远,问好之后就朝沙湾走去。那一年我十四岁。
 
大跃进期间,学校老师常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。比如到沙坪土法大炼钢铁,到芦山太平修公路,在中里场头到蔡家桥修路,去张家沟修机耕道“红专路”,到处都有老师们的足迹。还有每年一度的农忙假,组织学生到龙泉薅茶,到山上采集杉树种子,铲草皮积肥。总之,一个接着一个。特别是除“四害”,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。全民打麻雀常常使学校不得安宁。星期天老师们都要上山,一人一个山头,用竹子半劈开,“啪啪啪”地打响,不让麻雀有一刻停息。山上,田头,路边,到处是响竹、铜锣、脸盆和人的声音。后来连学生都动员起来除“四害”。计数,老鼠多少只就交尾巴登记,麻雀多少只就交双脚登记。更有甚者,搭起木梯,直接在屋檐口伸手淘窝往往百拿百中。后来实践证明,“四害”中的麻雀是中性鸟,既吃粮食,也捉害虫。但历史就是这样,人们随潮而上,随潮而下,身不由己。
 
十年间我家增添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,我们共五兄妹,我为大,按理好些家务事该带头做,但常常做得少且做不好,不如弟妹们。我喜欢看书,小时候常看小人书(连环画),到小学高年级就啃长篇小说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就是那时看的。不久就看成近视,一上初中就戴上了眼镜。
 
我1955年入小学,1961年毕业。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图文并茂,但文字极少。至今我还记得,第一课课题:开学;课文:开学了。第二课课题:上学;课文:我们天天上学。没有过多的练习册,也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。小时候读书玩的时间多,滚铁环,打乒乓球,跳绳,踢毽子,弹弹子,跳房,打小皮球,捉迷藏,相约到小河沟捉鱼虾,或者跑到笔架山上去野一圈。
 
记得1957年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,学校派李自新老师在县上培训后,回校用普通话跟大家讲,今后要学汉语拼音,说普通话。他一开口,大家忍不住笑起来。说惯了地方话,一说普通话就觉得怪怪的。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,就从那时起艰难地铺开,如潺潺流水,日夜不断地扩大成江河。
 
1962年在雅安上学后,假期才回中里的家。每当周六就想回家,走路呢!一旦请了假周六下午回家,周日中午必须返校赶晚自习。熬呀,盼呀,即或遇到峡口炸岩修公路,回家心切也顾不了那么多。家在中里小学,开办初中高中和暑期民师班,家也在那里。
 
两次大地震后都去过中里,见学校面貌大改观,后又见学校已搬迁。笔架山变矮了,曾经被砍成光头的山,又长出郁郁葱葱的树林,显示出凤凰涅槃重生的景象。陇西河变窄了,河床已人工改造,河上架起来廊桥,过河不再绕道走蔡家桥或王家桥。老街早就换了新颜,老街和新街连在了一起,对面的田坝变成了中里新村……这沧海桑田般的蒙太奇镜头一一回放,在心底,永不磨灭。
 
2019.11.24于上海
 
作者简介
 
安歌,本名邓安羌,1948年3月生于四川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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